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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具有国际视野、国际情怀的伟大故事

2018-12-14 13:23栏目:南都学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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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具有国际视野、国际情怀的伟大故事

叶伟民
 
叶伟民是资深的媒体人与非虚构写作者,曾担任ZAKER总编辑,南方周末特稿编辑、记者,新华社记者等,同时是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访问学者、特约业界讲师。
 
他的足迹遍及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并参加过2008年汶川地震报道。笔下呈现过灾难、拆迁自焚者、新疆流浪儿童、缅甸政治犯以及越南街头的愤怒青年。代表作有《伊力亚的归途》《父亲的66号公路》等。
 
非虚构作家关军这样评价叶伟民:“故事写作这几年持续升温,参与者众,自然是我这个写作人所乐见的,更难得的是叶伟民这样的高手愿意为手艺的传承尽力。他是有禀赋的写作者,又精于方法论,尤其在采集和处理素材、将其转化为动人故事的技能上,他堪称魔法师,拥有宝贵的经验。”
 
而凭《系统》一文获奈特国际新闻奖(Knight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Award)的前南方周末新闻总监曹筠武评价他说:“讲一个真正的故事仿佛勇者斗恶龙。遇到与自己能力匹配又值得书写的故事实属难得,而勇者与恶龙互相成就、得以双双留下传说的机会更微乎其微。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叶伟民讲授的也正是屠龙之技。但尝试过寻找龙的踪迹也是好的。” 
 
而叶伟民讲:“传统新闻工业留下的诸多瑰宝,我也是受益者之一,如果说更幸运的话,是在我足够年轻的时候,老江湖们还没散去,让我如一指海绵般吸取过大海数滴,现在我将它们献给你。”
 
以下为叶伟民专访:
刘:进入媒体工作之后,哪些人对你的写作产生一些重大的影响?
 
叶:2006年我离开新华社湖南分社来到了广州,加入创刊没多久的《南都周刊》,那时我们几乎每个人手上都会有一本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普利策奖特稿卷》,里面就是八十年代到新世纪历年来获奖的特稿作品的大集合,非常厚的一本。
 
我记得第一篇《凯利太太的妖怪》影响了很多人啊,讲的是一个脑科手术,记录医生怎么给主人公做手术的全过程,作者用的是一种极具镜头感的手法,将惊心动魄的手术过程复原出来,这个写法在当时非常创新,后面也影响了很多写作者。
 
当时我们的主编张平老师,他会定期通过邮件发给我们一些文章,并且点评点评什么的。有一篇对我影响很大的文章,叫《恩里克的旅程》,是零三年的普利策特稿奖的获奖作品,讲的是洪都拉斯的一个男孩儿恩里克,八次穿越危险的美墨边境,到去美国找他那个打工的母亲团聚的故事。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世界视角,并且充满人文关怀的作品,所以这篇文章对我的影响蛮大的,也影响了我一二年后来做的也提到了这个《伊里亚的归途》。
 
现在回想起那时候,还是会有一种得到新知的感觉,一个完全没接触过特稿的二十六岁的男青年,求知若渴的那种状态啊,那种感觉就像是风从窗外吹过来,吹在脸上,好像原来我是被一层纸蒙着的,呼吸不了,突然间纸吹走了,我就能大口大口呼吸的畅快感觉。
 
当然还有很多经典书籍,我们也都买来看了,在《南都周刊》那两年也是一个突飞猛进的两年,后来还参加了汶川地震。我相信对很多参加过汶川地震报道的记者来讲,这都是一次脱胎换骨的经历。那么我自己也是一点一滴去积累,影响我写作的简直太多了,汪洋大海一般,我也很幸运,在那个时代自己就像个海绵一样能够尽情吸收。
 
刘:我发现你更喜欢“伟大”的故事,我从《伊利亚的归途》《父亲的66号公路》中看到宏阔的叙事意象和崇高的美学取向,这是由哪些因素所造就?
 
叶:确实是的,我确实喜欢伟大的故事。那篇《恩里克的旅程》对我影响很大,这样的特稿——具有国际视野、国际情怀的,又关心人类发展的特稿太少了,在中国做特稿很容易会把它窄化,很容易做成一个中国特色的好故事,可能不是那种具有人类共性的好故事。如果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更多以的全人类的意识、全球意识去思考的话,那么中国的非虚构写作才会有更大故事半径、视野,才能更好地对抗时间,也能走得更远。
 
《恩里克的旅程》可以说直接导致了我的后来写《伊利亚的归途》,讲怎么培养流浪儿童读书,再就业,让他们重新投入社会的故事。我当时就觉得这和恩里克在背景上有一些相通的地方,所以我就尽力去找一个可以承载故事的主人公,最终找到了伊利亚。他的故事能够串起新疆流浪儿童群体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那《父亲的六十六号公路》,实际上这个故事很简单,确实当时自己的家庭遇到巨大的变故,经济非常的困难,父亲是怎么一点点从这种困境中走出来的,他用他很淳朴、独特的对商业的理解和坚持,把我们这个破产家庭从深渊中挽救出来。我当时刚刚接触互联网,痴迷各种财富神话,一开始对我父亲这种传统的商业理念是不认可,甚至不屑的,但在实践中却会发现我所追求的互联网思维啊,各种概念其实都是虚幻的,夸大的,在现实面前真的不堪一击,所以我就想有一天我能把我的这整个思考过程记录下来。后来关军创办了网易人间,找我约稿,我就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
 
如您说的——崇高的美学取向,我希望任何一个故事在我这里都能够极大地去开拓它的故事半径和共性。一个好故事应该是不分国界的,能让不同国家的人都能产生共鸣,这是一直以来我对自己写作的要求和法则,在《南方周末》还写过《绿皮车的消亡史》,那是一个很具有意象的、诞生于革命时代的绿皮车,如何走过失意的八十年代,走过商品经济崛起的九十年代,走过追求速度的高铁时代,然后怎么一步一步退出历史舞台的。写这么一个绿皮车退出历史舞台,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回顾,是以它为意象能够带出更多的时代感,人们共同的记忆,这样的故事才能让更多的人得到共鸣,也就是刚才说的,故事半径才能更大。